红军长征的宿营

安营扎寨本指军队搭帐篷、修栅栏住下（现指军队或某团队的临时住宿），分为舍营（利用居民房舍住宿）、露营（在房舍外露宿或用帐篷住宿），或两者的结合，根据敌情、地形、任务和军队编成来确定宿营地。它是军队最原始的需求之一，能使人得到休整以便继续行军和战斗。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在既要摆脱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又要跋山涉水的艰辛条件下，没有根据地作依托，宿营条件无保障，红军长征却硬是渡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难关而胜利了。

一、苏区宿营

红军早期的后勤工作没有形成完整体系，主要集中在饮食、医疗、被装、兵站等紧迫的保障需求上。虽建造了一些营房，但红军宿营主要靠借住民房。如此一来，宿营就成了红军与群众最直接而长期的接触。毛泽东于1928年提出的“上门板”要求，即针对借宿时有人因时间紧迫或认识不足而没有上好门板就开拔。

铺少人多，难免出现窘境。据最后逝世的井冈山女红军彭儒之子回忆母亲道：每到宿营地，就去借老百姓的门板和稻草，往地上一铺，就算是他们的床。有时，地方小，房子不够用，他们就住在一个房间里，男的一边，女的一边。因为我母亲年纪小，陈毅总是叫她睡在中间，以作男女分界线。陈毅作为领导也常常睡在人中间。他同我母亲开玩笑地说：“你看，我们男女界线分得多清呀！”

二、长征宿营

红军长征常寝食不定、昼夜兼程，能停下来休息已算是好的，遑论宿营条件如何了。为身体健康着想，中革军委要求红军指战员尽量不要在阴冷天气和雨天露宿于野外（能睡在牛圈、猪圈堆草的楼上也好）。1934年12月19日18时半，《朱德致各军团纵队二十日行动部署电》要求：“各兵团均应到有家屋处宿营，……”据红一军团教导营营长陈士榘的《夺取定番城》载：“……朱总司令、毛政治委员、周副主席……指示：‘为着避免部队露营疲劳，为着容易找给养，还是再前进几里路找房宿营为好，该地房子是准备留给干部团的。’”

1.分散宿营

红军长征后，因身居白区、分兵行战和长期处于运动战状态，已不具备全军集中建营房的条件。但红军总部仍十分重视宿营问题，由各军团指导宿营，各基层部队因地制宜自建设营队而分散宿营。作为先于大部队行动的设营队，一定要随机应变，侦察能力强，能观察地形是否适宜安营，确定住地是否易守难攻，饮水可有保障，等等。据军委干部团学员曾万标的《我为遵义会议当警卫》载：“这幢小洋楼是军阀柏辉章的公馆，有20多个房间，楼房四周是一片开阔地，30米以内没有障碍，非常便于警卫。”军委纵队第一梯队20多人的设营队，曾在离云南曲靖不远的一个大镇智取过当地反动民团。黎平整编后，张云逸兼任军委纵队先遣队司令员，其任务是为纵队探路设营、派出分队了解社情、侦察敌情等。据红军总部一局参谋吕黎平的《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载：“……作为军委纵队的先遣司令，率领有关部局的部分人员，负责先行打前站，侦察地形和敌情，筹措后续部队的食宿等工作。”据先遣队司令部电台负责人袁光回忆：“先遣队司令部的任务，主要是负责为中央纵队开路设营，经常比大队人马提前一两天行动。”

尽管戎马倥偬，但对长征设营队的管理却从不放松。1935年9月27日，《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关于目前群众工作应注意之点》要求：“为纠正设营队忽视居民工作的现象，应立即采取：（一）设营队内设政治委员，一切政治的、对群众的工作问题，要由他负完全责任。（二）设营队到达宿营地时，必须召集群众谈话开会，解释清楚我们为何向他们借房子住，然后进行设营工作。（三）设营队须有严格的纪律，不得有乱翻东西、乱搬锅子、门板等不良现象。”

2.借宿民房

长征中，红军依然借住民房。因相信革命宣传，沿途群众热情欢迎守纪的红军，有人甚至主动要求红军到自家住，保证了红军每到一地都能顺利借住。长征“半条被子”的故事，讲3名女红军借宿于湖南汝城县沙洲村的徐解秀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她留下了。1935年1月5日，林彪、聂荣臻签署《红军第一军团对执行城市政策之规定》，要求：“入城部队当其战斗任务完毕后，除派出必需（如需要派出时）警戒外，余应立即开出城外，集结在城郊宿营。……在城内驻宿的部队，一律不许驻商店，并应保持自己宿营地的特殊。”

虽有沿途群众支持，但因行军队伍距离拉得长，后队很难了解前队的情况，如何找住处便着实成了长征红军的头疼问题。据陈士榘的《夺取定番城》载：“晚上找宿处：教导营因房子不够，只有继续前进去找房子。沿着广阔的山脊，两面都是壁陡的石崖，不能下去，又不见有村庄。走了三十里，找到一个破旧的房子，又被军委直属部队先宿了营，……于是我们又继续前进。又走了大概八里路，找着了几间小小房子，分散了休息，已是半夜一点钟了。”

不扰民的红军即便是住进百姓家，主人在家时，也只住在堂屋或二楼，绝不入内室睡；主人不在家时，就在走廊等处铺禾草、睡席打地铺。但不管怎样，在离开时一定会扫地干净、捆好稻草、装上门板。为鼓励守纪，红军还开展宿营模范评比活动。1934年11月7日，《红星》报刊文《创造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指出要：“完全做到上门板，捆禾草，把地上打扫干净……”据警卫员张华回忆，彭德怀曾在贵州遵义懒板凳教育他要恪守军纪：“这里是新区，老百姓还很不了解我们红军的政策，他们还把我们和国民党军队一样看待，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越要特别注意遵守群众纪律。老百姓的东西，哪怕是一针一线，是怎么借来的，就要怎么归还，别看这是一块门板，它会直接影响到红军的声誉。”

3.住洋楼豪宅

为避免露宿疲劳和便于补充给养，红军有计划地将城镇中已闻风而逃的土豪、官员的房子用来住宿，所以红军也偶尔住过军阀的洋楼、土劣的豪宅。据红九军团供给部部长赵镕的《长征日记》载：1934年“12月21日……按军团部通知，我们今天在剑河休息一天。……供给部住在其左侧的一家地主院里，监护连、兵站，运输队亦都住在附近土豪家里。”红军总司令部在贵州黎平城、遵义城期间，驻扎在富户胡家宅院、柏师长公馆里。据曾万标的《我为遵义会议当警卫》载：“随后，中央领导也陆续来到遵义城内，住进了一幢砖瓦结构的二层小洋楼里。”博古、李德在遵义城期间，住在国民革命军第25军7师副师长侯之圭（侯小白）的私宅；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遵义城期间，住在川南边防军旅长易少荃的官邸。据红4团政委杨成武回忆：“桐梓城小洋楼特别多，一幢幢，一座座，相当讲究，据说贵州省的许多军阀、官僚、富商发了财都在这里建一幢别墅，……待我们红军进城时，这些达官贵人早已逃之夭夭，留下一座座的空楼了，这正好为我们腾出了营地。……我们命令，每排分住一座洋楼。”

每当指战员占得敌军营房后，首先让给伤病员、女红军、红小鬼等更需要较好住宿条件的人。据红军卫校教育长李治的《长征中卫生教育和医疗工作》载：“当我们第二次到遵义时，住在一个广大洋房内，收容了娄山关（贵州通重庆的一个险要的关口）战役的重伤员（干部），……”

4.驻公共场所

宗祠、官署、会馆、庙宇、教堂、学校等公共场所，常为红军宿营地。据《康克清回忆录》载：“宿营的时候，毛泽东总是找当地的祠堂住。”毛泽东在瓮安猴场期间，住在下司傅氏宗祠。据赵镕的《长征日记》载：“12月21日……军团司令部、政治部均住在县衙内，……”据红一军团侦察科长刘忠的《从闽西到京西》载：“……随军团司令部行军西进到贵州黎平县。军团司令部在县衙内休息了一天。”据曾万标的《我为遵义会议当警卫》载：“那是1935年1月11日拂晓，中央干部团一行一千余人，分批进入遵义，进城后住在一所中学里。”博古、李德等人在黎平城驻扎期间，住在福音堂里。红军进入遵义后，红军总政治部机关驻扎在老城的天主教堂内。扎西会议在云南威信扎西的江西会馆召开，两河口会议在四川懋功的一个关帝庙里召开，榜罗会议在甘肃通渭榜罗小学召开。

5.野外露营

“天当被、地当床”，红军常在荒野宿营，盖破棉絮、棕树叶；或在树下、草堆旁、田间地头和衣而睡，把油布铺地或罩顶已属奢侈。1935年8月20日，《总政治部关于夏洮战役政治保障计划》：“……应采取一切方法（搭棚子、帐幕）来组织露营。”据陈士榘的《夺取定番城》载：“连外面的草坪里树下都挤满着人，……”据随红六军团长征的英国传教士薄复礼的《一个被扣留的传教士自述》载：“士兵……都是头枕包裹，就地而卧，我们周围的泥地上都躺满了，连我们下脚的地方也没有。”据[美]布热津斯基的《沿着长征路线朝圣记》载：“为了取得农民的尊敬和支持，红军战士曾奉命借用这些门板在户外露宿，不征用民房。”

红军不擅入民房，一是守纪，二因无房。长征沿途，反动派命人藏粮、烧房，导致红军“要吃没粮、要住没房”。广西军阀派人烧房的目的之一便是想让红军难安宁，不敢住进村庄。虎落平阳，分外凄凉。为加强驻地的防火工作，红军规定宿营地必须要有盛水的木桶。1972年，周恩来回忆：“白崇禧用很厉害的办法对付我们，他把我们走的路上的老百姓都赶掉，甚至把房子烧掉，使我们没有法子得到粮食住房。”据陆定一的《长征大事记》载：（12月7日）“各兵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于到达宿营地后，及离开宿营地以前，严密巡查，并规定各连值班，一遇火警，凡我红色军人，务必设法扑灭，及救济被难群众。”1935年5月，红军借道通过一向被汉人视为畏途的大凉山彝族区而去渡大渡河。其间，地方工作团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特别强调红军只是路过而绝不在彝人村寨住。

6.奇葩站睡

因条件有限，红军有种奇葩休息法——拴起站着睡，即把自己捆在树桩或板壁上。中央红军干部休养连看护长王太钧忆及在贵州黎平城的情形：因人满为患，场所、铺盖奇缺，王太钧与另一人站着将背贴于花格窗两边的板壁上，然后用一根红布带从窗格中间穿过，下垂的两头则分别系在他俩腰上。这既可以防止人坐或倒卧于阴冷的地上受潮着凉，又可使人能勉强得到休憩。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顾问李德也有类似回忆：“我们累极了，我们把自己拴在树干上、枪杆上，彼此背靠背，……我们站着睡、走着睡，满脑子想的净是睡，但实际上睡不着。”

7.夜宿草地

长征前后期的宿营艰难，不可同日而语。经过死神统治的草地时，红军常被泥泞渍水所浸，或铺枯草等露宿，或就地而卧，或背靠背坐着取暖、打盹，或掘土洞搭草窝避风。因饥饿、长途征战致体力透支，以及健康人都难以抵挡的、伴随着寒夜而来的雨水和冰雹摧残，加上缺医少药，使伤病大增，每天掉队的不少，牺牲者有之。据红5师宣传科科长谢扶民的《草地行军六天缩影》载：“今天到下午时正下着毛毛雨，今晚我们就在树下搭起帐篷和架起睡铺，帐篷大部分是以单被，小部是以油布搭成的，……我们的炊事员同志到睡觉的时候，上面是搭起了帐篷，下面是扁担架起的床铺。这种床铺是两头放着钢锅，中间横架一条扁担。睡下去是两脚落地，面朝星星。”据杨定华的《雪山草地行军记》载：“到达宿营地时，各人只能找一点草叶子垫着屁股，坐在湿透了的草地上。因为白天行军的疲劳，自然而然地会打起瞌睡，那只好两人或三人背靠背地睡着，不管谁一动弹就一齐惊醒。有些人由于肉体的疲劳，倒在地上睡着了，衣服全部湿透了……”

二、宿营后所为

到宿营地后，除有人因鞍马劳顿倒头酣睡外，更多的人则在做下列重要事情。

1.组织警戒

派出警戒力量放哨（排哨、班哨、步哨、游动哨等），及时发现敌军和敌特侦察、突然袭击、破坏，掩护各部休整、机动展开等。长征中，国家政治保卫局红军工作部部长李克农先后兼任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军委纵队驻地卫戍司令，其主要任务是率部调查敌情、扫除敌探，保卫党和红军领导人的宿营安全。遵义会议期间，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分局局长罗瑞卿便率部负责会址外围的安保任务。

2.研判备战

一是每天到达宿营地，参谋总不能闲，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红军领导人更要查地图、看电报、听汇报等，了解敌情、我情等，研究下步军事部署和行动。据陈士榘的《夺取定番城》载：“除听到无线电充电机的声音不间断的叫着外，听不到其他任何响声，大家很疲倦的休息去了。在一小房子内找着了朱总司令、毛政治委员、周副主席，大概是在布置明日的行动大计。”据警卫员顾玉平回忆：周恩来一到宿营地，便看电报，写东西，找人研究路怎么个走法，……。二是各级首长将下级报来的资料统计报告给上级首长，与下级干部谈教育等及研究发现的问题，军事主官、政治主官各司其职；深入排、班，检查督促指战员休息，加强查铺查哨；督促指战员擦拭武器，整理装具，补充弹药，准备器材。

3.开会发令

长征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或扩大会议、中央负责人会议、各级军事会议（诸葛亮会）等，常在宿营地召开。虽在行军甚至战斗过程中，有可能就某些紧急问题开“飞行会议”来碰头研究，但战略方针等重大问题往往是很难议决的。到宿营地后，更多的相关领导可在较宽裕的时间里聚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充分而激烈地讨论，统一意见后再作决定，并发布命令。这也是湘江战役后（此前主要是为防敌机侦炸而夜行晓宿），重要会议一般情形都是在夜间的宿营地召开的原因。

4.宣传群众

（1）革命宣传。红军未到，群众已上山躲“匪”。兵荒马乱，盗匪乱窜。政治部门要求红军向群众做好宣传，以争取理解和支持。1934年10月9日，《总政治部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指出：“必须在沿途进行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尽量的召集伙食单位的群众会议，广泛的进行口（头）宣传，散发和张贴宣传品和在墙报上多写标语口号（居民的和告白军士兵的），特别要根据当地群众迫切的具体要求，提出斗争口号，领导群众斗争。”1934年11月7日，《红星》报刊文《创造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指出：“实行进出宣传，进入宿营地时要向群众做宣传解释，出发时要向群众告别。”1934年12月5日，《红星》报刊文指出：“凡是宿营地及大休息地方的墙壁都要写满标语。”标语内容以“打土豪分田地”“挖富济贫”等为主，它能最迅速、最大程度地唤醒和吸引群众。

无论是在战斗、行军、宿营时，还是身居城镇或行进途中，红军宣传员利用喊话、贴标语、插竹（木）片、发传单、唱歌、演戏、画漫画及“漫画式标语”等形式做宣传鼓动工作，在砖墙、板壁等上面用粉笔、颜料、黑锅灰书写，扩大党和红军影响，为克服艰难险阻作贡献。当年，有首顺口溜说出了宣传员的辛劳：“宣传员，宣传员，每天走在困难前。演讲喊叫吹弹唱，笔杆脚杆没得闲。”

（2）开群众会。易被反动宣传所蒙骗的善良百姓，也容易为红军所争取。红军曾经多次在长征沿途的一些人口集中地召集群众开会（人多开大会、人少搞座谈），以当众惩恶扬善。宣传红军宗旨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批斗地主，分发土劣浮财，驳斥反动派对红军的不实污蔑，动员劳苦群众参加红军，号召民众各安生业而勿自造恐慌，等等。在《红星》报长征专号第7期第2版中，《黎平城的群众大会》留下了宝贵记录：1934年12月18日，红军在黎平城荷花塘召集有三四百人参加的群众大会。1937年，朱德对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说：“我们还举行群众大会。文工团给老百姓演戏唱歌，政治工作人员则写标语、散传单。”

5.见微知著

即便在艰难征战中，红军也时刻关心着群众疾苦。红军一到人去屋空的村寨中，便往往迅速行动起来，为群众做力所能及的好事和实事，如扫地、挑水、劈柴、喂禽畜等。细节决定成败。这些看似举手之劳，却能坐收立竿见影之效，体现出红军与白军截然不同。在附近山上躲匪的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很快地，反动宣传便不攻自破。据红一军团第15师政委萧华的《艰苦岁月》载：“但我们认真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切实遵守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苗民不在家，我们照样给他们挑水、扫地，严格地保护和照看他们的房屋和财产、家具。”

6.卫生防疫

因缺医少药，为减少发病，将非战斗减员降到最低程度，红军医护人员更得加强卫生防治，进行健康防疫教育，普及卫生知识；作出宿营卫生规定，张贴宣传标语，广而告之；调查住地及驻军的卫生状况，防控传染病流行，保饮水清洁。

（1）医治伤病。除战伤外，红军常患疟疾（打摆子）、痢疾、疥疮、下肢溃疡、胃病、肠伤寒、肺炎、伤风、冻疮等。医生、卫生员、看护员等医护人员既要携带医药物资，又要克服医药奇缺、没有固定场所等困难，一到宿营地便马上为伤病员治伤疗病、扎绷带等，以增强战斗力。长征中的伤员无苏区可后送，轻伤、重伤都得就地紧急处置。据李治的《长征中卫生教育和医疗工作》载：“在日间行军时，先派二个看护员，在途中烧开水或稀饭，利用大休息的时间，即为休养员上药看病，没有大休息时，到宿营地上药看病。”据军委红星医院第3干休所所长张汝光回忆：“转战黔滇康川时，为在行军中及时治疗伤病员，医院医护人员分成消毒、换药、护理3个小组，每次出发前就做出一切治疗处置。”

（2）温暖病员。卫生员专门上药，班长、排长负责重伤病员。1935年6月27日，《红星》报社论《为消灭掉队落伍现象而斗争》指出：“对于真正患病的人员，在部队中要造成广泛的阶级友爱，发动其他人员对病员进行各方面的帮助（如行军时帮助他们背枪支、包袱，宿营时帮助他们开铺、烧水、烧稀饭等）。”

（3）善待腿脚。一是挑刺穿泡利行军。二是用茶油涂抹脚趾、大腿内侧、手脚等，以治溃疡和助康复。三是烤晾衣装防感冒。四是抓紧时间打草鞋，以免赤脚行战伤脚。据《红星》报刊文《怎样解决草鞋问题》指出：没收土豪的烂衣裤、被单，分给战斗员、运输员打草鞋；发动会的同志帮助不会的打草鞋；发动战斗员打草鞋慰劳运输员。五是医护人员在宿营后督促指战员洗脚、揉脚，改善腿脚血液循环。据陈士榘的《夺取定番城》载：“……有的还在开铺，或烧水洗脚。”据钟运堂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载：“条件好的时候，先烧开水和洗脚水，……”六是大家休息要“倒脚”——睡觉时把脚垫高，以利血回流。

（4）洁肤止痒。红军有空便捉虱子，处理皮肤瘙痒，因它咬人吸血和爬痒，对人困扰不小。由于居无定所、卧不安枕、不遑洗涤，加之日晒雨淋，虱子与红军为伍就习以为常了，虱子被戏称为“革命虫”。彭德怀说：“没有长过虱子的人不能算是走过了长征。”干部团第5连连长肖应棠回忆1935年4月底在云南某村庄驻扎时说：“部队没有出发，一些人围着院子中央一口大锅烫虱子。”

（5）清洁驻地。一是挖、掩厕所。督促以班或排为单位挖临时厕所，离开时则掩埋，以免满地黄金、处处肥沃。1934年11月7日，《红星》报刊文《创造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指出要：“保持厕所清洁，不要随便乱屙屎，宿营时掘厕所。”二是清扫宿营地。红军每进驻一地，总要帮驻地群众搞环境卫生，或发动群众共同打扫卫生，以改变卫生面貌，清洁人居环境，改善军民关系。

（6）为民治病。据《红军博士涂通今》载：医护人员“要随时准备防范敌人的袭击，还要做群众工作，为当地百姓看病，因为它不仅是个卫生队，而且是个战斗队、宣传队。”红13团医生钟有煌回忆了他在贵州黎平的经历：“卫生队把内外科的药箱打开，开始忙着给伤员病人换药看病。各连队的伤病员一批一批地前来诊治。村里的一些老百姓和小孩，都探着头好奇地围着看。一位老人忍不住小心地问：‘我家有个病人，能不能给看一下，要多少钱？’我们告诉他：‘红军为穷人看病不要钱。’从此，每天都有一些老百姓前来诊治疾病，有的离我们十多里地也来了。”遵义凤凰山上“红军坟”里葬的是红13团2营卫生员龙思泉（广西人），至今仍流传着他因给附近群众治病而落伍被土匪杀害的感人故事。

7.米粮筹措

（1）打富济贫。若敌人不是衔尾急追，则红军可以比较从容地宿营和打土豪等。为补充军需和发动群众，红军采用一打（打土豪）、二缴（战场缴获）、三借（向商人借）、四买（购买）的办法来筹措米粮。1934年12月30日，《朱德关于各军团纵队卅一日的行动及其任务部署》规定：“散尽经过地点土豪谷物（除自用外）给群众。”1935年1月14日，《总政治部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要求：“没收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一切财产，除了红军必须品外，尽量的发给群众，……”还往细处想，写明土豪是红军打。据“打土豪专家”李坚真回忆：“没收浮财，并开列清单，放在地主家里，说明是红军没收，与群众无关，以免我们走后，地主土豪加害于群众。”土豪要因人、因财而异打，更不得私打（打家劫舍）。1934年11月7日，《红星》报刊文指出：“不乱打土豪，不乱拿群众一点东西；不私打土豪，打土豪要归公。”另外，外国传教士往往也被当作土豪打。

（2）就地购买。因入黔后不准打民族土豪，米粮靠购买。据《莫文骅回忆录》载：“长征中……要吃饱饭就不容易做到，因为粮食要靠打土豪或向当地群众购买。……”红军在向群众购买前做好宣传，不经同意决不强买；按市价付钱，并有意识照顾穷人而支付高于市价的钱。主人在家，当面付钱；主人不在，要么托邻居转交，要么把钱放在米桶等处，留下写明购买数量和支付银钱数的字条，以彰显严明军纪。1934年12月19日，红15师师长彭绍辉在《长征日记》中写道：“群众不在家，部队吃了东西须留钱，并写上一张宣传信致谢，放在原处。”

因苏钞在白区不能使用，导致红军在长征沿途购物时常被拒收。为不损害群众利益和有物可买，红军每到一地，就张贴布告，告知群众苏钞可兑换成通用货币和兑换点在哪里；严格制止强用苏钞的行为；设立临时兑换点，把群众手中收到的苏钞兑换成市面通用的银元、铜元或打土豪时缴获的物质。既保护了群众利益，使其免受损失；又解除了他们的心理负担，因为手中持有苏钞显系“通匪”证据，有可能受到生命威胁；还提高了苏钞的信誉，赢得了民心。

（3）向商人借。用向商人或商会欠借的方式来筹集粮食。1934年10月22日，《关于没收捐款暂行细则》指出：“……富农可向其捐款，及征集必要的军事资材（如洋油、军用品，有时得征集其粮食），……”红军只征发富农多余粮食而不是全部，不是为消灭富农；给富户留下借条，将来可凭条索还；极端审慎地向商人募捐，对中小商人一般不募，向较大商人募捐，须经军团以上政治部决定。

（4）加工大米。因国民政府实行空舍清野，强迫百姓收粮藏米，威胁百姓不准帮红军加工米粮，企图使红军无米果腹而不战自溃。但耳濡目染，百姓帮红军舂米、筛米的事却不胜枚举。此外，红军还就地取材用瓦块、竹（木）片等搓米。据女红军邓颖超回忆：“在我们到达之前，家家跑光，躲到山上去了。他们把粮食带走，就连做饭的锅，舂米的石碓也搬走了。我们到了那里，一无粮食，二无做饭炊具，好容易找到一些谷子。大家整日行军，到晚上宿营时，尽管很疲乏，但仍鼓着劲把谷子用两块木板或两块砖头磨成米，煮饭吃，……”

（5）取于自然。长征前期，军粮供应问题不大。懋功会师后，开始出现经常性缺粮。在毛尔盖地区尤为严重，只得吃野菜、嚼草根、啃树皮，打野兽，甚至杀马。更有甚者，后续部队连找野菜都困难，被迫把皮制品煮吃来充饥。以致过草地时，有人把仅有的一点粮食送给别人吃，自己却饿肚甚至不幸倒下而长眠。当时，有人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地唱道：“野菜甜，野菜香，红军粮食满山冈。”

8.埋锅造饭

长征的炊事员极累，指战员出发了，他们还要收拾；到宿营地时，指战员或可休整，他们要埋锅做饭；行进中，他们要挑重担。据红一军团医院卫生员钟明回忆：在长征中，开始是每天三顿干饭，后来是两顿干饭，再后来是稀饭，最后连盐都没有了。据红45团炊事员钟运堂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载：“当炊事员，行军时每人肩挑几十斤重的炊事家具和粮食，一到宿营地，又得赶快挖灶架锅，烧水煮饭。……再煮当天的晚饭，接着又煮第二锅饭，分给同志们带着，作为明天的午饭。煮完第二锅饭，已经是三更半夜了，打个盹，就煮早饭。做好饭菜，烧好开水，天也亮了。部队开饭后，我们收拾家具，又开始第二天的行军。”

9.呈宿营报告

到宿营地后，参谋人员等根据首长指示和宿营情况写的行军、宿营情况报告。它含出发时间、地点、线路、行程和途中概况，各部到宿营地时间、位置，警戒力量派遣等保障措施，敌情动态，驻地情况（有时附宿营部署图），指挥所位置和通讯方法，下步行动计划和请示事项。曾任红一方面军代参谋长的的军委干部团参谋郭化若，在长征中就负责号房子、写宿营报告、找向导、调查行军线路等。

10.坚定信念

（1）强化动员。出于保密考虑，长征前没进行动员，许多人对为何转移及向何处转移等均不得而知。虽一时蒙蔽了敌人，但也使红军缺乏艰苦的行军、作战的准备，导致有的人牢骚满腹，说什么“不晓得要走到那里去，日也走、夜也走，不饿死也会走死”；有的人在挫折面前愁眉不展、闷闷不乐，缺乏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李维汉回忆说：“长征的所有准备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个别环节，群众一般是不知道的。……这些问题虽属军事秘密，应当保密，但必要的宣传动员是应该的。”有鉴于此，强化政治思想动员势在必行。1934年10月29日，《总政治部对目前行动的政治工作训令》指出：“在长途行军中要利用休息、宿营的机会，一方面进行巩固部队的工作，根据最近行军经验，预先估计可能发生的问题，采取各种方法防止与纠正；一方面要发扬已采用的各种方法，在行军中进行军事、政治与文化教育。”12月21日，《总政治部关于创立川黔边新根据地工作的训令》指出：红军转移的总方针为“转移作战地区创立新苏区根据地”，当前的伟大任务“是要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区”，增强提高目的性、积极性。1935年8月20日，《总政治部关于夏洮战役政治保障计划》指出：“在可能的几天露营的情况中，应向战斗员广大的解释，消灭任何不满的表现，……”

（2）编印《红星》。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8月，总政《红星》报手刻蜡板油印长征专号28期，是一面反映红军工作、生活的“大镜子”，一个帮助指战员提高思想、改进工作的“政治指导员”。邓小平、陆定一先后任主编，赶路时行色匆匆，一到宿营地便写稿，记录了一些宝贵史料，对长征胜利起到了很大的宣传和鼓舞作用。如1934年12月29日出版的《红星》报登载《消灭掉队落伍的现象》：“要求各级政治机关能在实在实际工作中想出更多的具体办法，并在战士中进行广泛的教育，动员全体指战员来消灭掉队落伍的现象！”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谭政把长征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积极分子的先进事迹，刊登在《红星》报上，进行宣传鼓励，号召大家学习，不断地激发大家的积极性。

（3）开展党务。据红一军团特务连通讯员阮受贤回忆：长征时的党员在连队里是保密的，活动不公开，人数也不多。但他们却积极参与作战、宣传群众、检查执纪、筹措米粮、扩大红军、管理公卫等，为长征胜利作出贡献。各军团在行军、宿营时秘密开展支部生活，加强管理教育，克服疲劳散漫现象等。1935年5月2日，《总政治部关于支部工作的训令》指出：“支部要经常利用一切行军中的一切停止时间进行各种比较简单的工作，如小组会党员对小组长的汇报、支委对小组长的工作指示检查等，而不应等待宿营或休息日再来进行。”

（4）笑对艰难。为驱除疲劳等，指战员们便开展轻松气氛的活动。一是开同乐会。政治部会在有的宿营地开干部同乐大会，由工农剧社等演唱《国际歌》《当兵就要当红军》等，首长讲话，文艺表演，“打牙祭”（丰盛会餐）。据陆定一的《长征大事记》载：“十八日，晴……军委一、二纵队在黎平休息，举行干部同乐大会。”二是夜间娱乐。红军在草地露宿时，常在夜间聚拢围着火堆讲笑话、谈故事、唱歌。毛泽东、林柏渠、谢觉哉、成仿吾等人都是讲故事的高手，幽默而又说服力强。1934年10月11日，《总政治部对于目前进攻战斗的政治工作训令》指出：“在宿营休息时用谈笑话、说故事等方法克复[服]疲劳。”据（李）富春《夜行军》载：“这种行军乐趣中，在总政治部的行列中，以至组成了潘汉年、贾拓夫、邓小平、陆定一、李一氓诸同志再加上我的合股‘牛皮公司’。”

11.检查执纪

长征队伍设有由政治部门领导的纪律检查委员会（队），负责执纪检查。1934年11月16日，赵镕在《长征日记》中写道：“出发前，各部队纪律检查委员会分别检查了上门板、捆禾草、打扫房子、送还东西、赔偿损失等情况，以便今晚宿营后进行评比。”1934年12月24日，《李富春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强调要：“加强纪律检查队、收容队工作，在宿营地分段检查纪律，开展斗争，立即克服一切侵害群众、脱离群众行为。”1936年2月4日，《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关于东征地方工作的指示》提出：“估计目前我们部队大部分是新战士与俘虏成份，对于部队与群众关系遵守群众纪律，须应特别注意教育，……连队的纪律检查队应使之建立工作，加强宿营地的纪律检查。”

12.扩大红军

1929年，党中央就指出：“扩大红军，在红军中、在群众中应该是一个普遍而深入的口号。”据《梁必业将军自述》载：“部队每到一地，都要派出一些青年积极分子，到地方青年中开展参加红军的宣传，尤其是找那些出身贫苦的工农青年进行宣传，提高他们对红军的认识，自觉参加红军。”长征扩红难，概因席不暇暖、群众躲避和白区群众没受革命影响。1935年4月5日，《扩红成绩的总检查和今后的工作》指出：“利用每一休息与宿营的机会，动员指战员，特别是非战斗部队和非战斗人员去扩大红军。”1935年9月，《总政治部关于新苏区工作的指示》强调：“红军所到之处，必须尽量的解释红军的主张，说明劳苦群众当红军的光荣和责任，说明当红军的好处，广泛的吸收他们参加红军。”

即便如此，仍不断有当地人参加红军。甚至有向导、挑伕也转当红军，既壮大了队伍，又给行军、作战、宿营、宣传等带来诸多便利，因其熟悉地形、敌情、习俗和语言等。据萧华的《艰苦岁月》载：“经过深入细致的宣传工作和实际行动的影响，苗胞们和我们亲近起来了，主动当向导，抬担架，照顾留下来的重伤、病号和掉队人员。当我们离开苗区的时候，有的还跟着我们一起走，参加了红军。”据周恩来警卫员魏国禄的《扎西扩军》载：“……经过这样大规模的宣传教育，加上老百姓亲眼看到红军纪律严明，官兵平等，处处为穷人着想，真正是工农自己的队伍，所以许多青壮年都自动报名参加工农红军。”

毋庸置疑，红军长征能穿州过府，说明宿营工作做得成功。面对遭遇的空前困苦，红军指战员们不是日坐愁城，而是靠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支撑着不断前行，并积极争取了沿途各族群众的理解、支持。正是由于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正义之师才成为了人民军队的标签。诚如徐解秀老人所言，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作者系民建会员、贵州黎平会议纪念馆馆长）